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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公立美术馆当代艺术收藏与美术史研究的需求

（一）、梳理当代艺术史

在我国，历代艺术品的收藏都对艺术史的构建提供了实物或文字依据，从而促进了艺术史的发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叙画之兴废”部分就记述了艺术品的亡存，唐及唐之前的绘画现已几乎全部遗失，而后的宋、元、明、清代绘画也存在着真伪争议。在此情况下，历代藏家相对完整的文字著录则为艺术史的梳理提供了明晰可鉴的佐证。经历了千百年的变迁，特点鲜明的当代艺术则以更直接的方式加入到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过程中：当代艺术收藏能够体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能反映艺术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从当代艺术的角度出发，当代艺术藏品进入美术馆，是它自身寻求被大众认知、理解的一种方式。而对于这种方式的探索道路是曲折的。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过“美术馆是当代艺术藏品的陵墓”的说法，这不是空穴来风，此说法也揭示了当代艺术蕴含的一些“反收藏”的特质。当代艺术中的许多艺术形式有其自身对收藏提出的严苛要求，例如装置艺术，它体量的巨大、材料的复杂和作品涵义的偶发性都对美术馆收藏提出了挑战。装置艺术的收藏就意味着可能会脱离其创造时的语境，但是从积极的层面看，装置艺术作品每一次的重新展出都会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在纽约旧金山的卡帕街装置艺术中心，其展览的场地从原先的一幢楼扩展成了四幢楼，其中不少作品被购藏在当地的的美术馆中。所以，当代艺术史的构建是不能缺少对装置艺术的收藏的。同样的，当代艺术的其他类型也是不可缺乏的，它们是对当下艺术最为真实的反映，也是对艺术史最大限度的记叙。

1979年，中国第一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外的公园举行，展览展出了星星画会艺术家的先锋艺术作品，而那时的中国美术馆内正举办着《建国三十周年美展》，这次星星美展的举办无疑对官方有一种反叛意味。之后的第二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内部展厅举办，虽然后来被叫停，但是这次展览进入公立美术馆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内心是希望被认可的。所以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公立美术馆既有可能是禁锢的枷锁，也更可能是理想的殿堂，这样的矛盾也造就了不断运动发展的当代艺术史。

美术馆在艺术史的构建中应当是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这种主动性在藏品的选择上被体现出来。中国美术馆大量的近现代藏品是不能完成对整个现当代艺术史的建构的，当代艺术收藏的匮乏也影响了美术馆在当代艺术史中价值的发挥。以中国美术馆为首的几个大的美术馆应当随着当代艺术在观念和手法上的更新而实现收藏上的跟进。公立美术馆作为官方收藏，在话语权、知识传播、研究团队、学术水平上都占有独特的优势，我们的当代艺术本身就不是单纯的以引发人们愉悦感的艺术，作为本质上的大众的艺术形式，公立美术馆是能加速当代艺术进入公共领域并引起更大的社会舆论的最佳场所。当然，对当代艺术的收藏同时也是构建公立美术馆本身学术高度的重要途径。

当代美术史的研究是理论概念的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当代艺术品。美术馆正是提供当代艺术品实物的地方。所以，当代艺术史的构建缺少不了公立美术馆的巨大力量。

（二）、美术史教育

在西方，美术史教育一直与美术馆联系紧密。美术史的教育方式也在随着美术馆的发展进行着调整。而在我国，美术史教育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有了较卓越的成效。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浪潮将美术史和美术馆都卷入了注重创收的沼泽中。美术史专业的扩招，美术馆变身成为“展览馆”，这两者都对今天的当代美术史的研究造成了困境。面对如此情形，在美术史教育中，特别是在当代艺术史的教育中，与美术馆的结合则迫在眉睫。

在当代艺术教育中，学生应走出教室，走进美术馆。现在我国公立美术馆中的大学美术馆在这点上做的较为出色。由于美术馆就在大学内部，所以艺术史课程的学习与展览相互结合，并通过讲座、公共教育、策展人导览等方式让学生更为深入地了解当下语境中的艺术。但是这样的要求还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藏品基础上。只通过走马观花的展览无法达到长期的影响。

美术馆的当代艺术藏品应当作为学校学术计划的催化剂，将藏品充分地融入到课程的学习中，激发学生和教师的思考。当代艺术藏品的社会学属性、多元的材料都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机会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美术馆关于当代艺术的学术活动，如策展人导览等，能够促进学校的当代艺术氛围，从而更加全面的深入地学习了当代艺术史。

以上关于美术馆和美术史教育的关系的阐述的最终核心就是美术馆的藏品。总之，当代艺术的教育离不开美术馆，而美术馆更离不开当代艺术收藏。